难得写文章，因而没有“换笔”。但是一读校样就常常发现自己并不算太潦草的字迹也会给排字工人带来不便。读伍立杨先生大作《大雅云亡》时，我竟贸然推测篇名中的“云”字恐系“之”字的误排，并草率地将此猜测置于《大雅久不作？》一文的一个括弧之中。后经师友指点，方知“大雅云亡”有人用过，于是不胜惶恐，突然意识到自己篡改他人文章题目可能会对编辑和作者造成伤害。我为自己的愚鲁深感愧疚。
《诗·大雅·瞻?》中有“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在此“亡”作“逃亡”解，“云”为助词。《文选》所载王俭的《太宰文简褚公彦回碑》中也有“云亡”，意为“死亡”。
表白我的浅陋不是希望吸引公众对我个人的注意，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翻译界的状况以及中国作家借鉴国外作品时面临的问题仍应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大雅云亡》一文几乎全面否定了当代中国文学、现今的外国文学翻译和今日作家鉴别译作的能力，那种壮怀激烈的悲歌笔调形象地反映了作者卓尔不群的癖好。我们“身在此山中”，恐怕还无法为当今的中国文坛定性。作者责之甚苛的“新译本”究竟指涉什么，读者不大明了。或许“新译本”可有两种解释：新出的译作和名著重译。很多新出的译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此不再一一列举，而《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等杂志历来致力于介绍国外新作，对译文有一套较为严格的审校制度。近年来名著重译招来物议，不少译本确实是粗制滥造，且有抄袭的嫌疑。然而痛骂那类翻译往往是无谓之举，批评家似乎不必为本已十分明显之事浪费笔墨，一致保持缄默，在我们的时代也许是最有效的否定方式。但是对名著重译也不能一概而论。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和司汤达等人的作品有了新的译本，它们各有千秋，未必输于旧译。现在的出版狂热是史无前例的，古人会说我们滥印书籍，灾及梨枣，不过翻译界的好书也是源源不断。
蒲柏的长诗《论批评》第525行分前后两半，前半句为凡人出错辩解，我是没有资格引用的，后半句是对大雅君子而发：“toforgive，divine”（大意为“予以原谅，是脱俗的行为”）。我诚恳地向《大雅云亡》一文的编辑和作者致以歉意，但同时又担心我的一字之失会对共同追求正确的批评判断产生负面影响。“心之忧矣，曷维其已”。但愿不至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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